理解斯诺登档案时，不应把它视为一件遗失的物品，而应把它看作一套私人保管时间超过公开传播时间的资料。Libroot 的一个账户于2026年9月20日发文称，最后一批文件于2019年5月29日公开，此后没有任何新闻媒体、记者或机构发布过另一份档案文件。这是关于公开记录的一项有力发布方陈述，但现有证据中并没有一份独立的全球性清查记录，能够证明世界任何地方都未曾有过未公开的发布。
档案的分散保存早于爱德华·斯诺登的身份公之于众。Libroot 报告称，斯诺登于2013年3月向劳拉·波特拉斯发送了一个加密文件，5月又寄出一个实体包裹；同月晚些时候，他还提供了访问一个名为“潘多拉”的档案所需的密钥。据称，该档案收录了约5万份文件。随后，波特拉斯将副本分发给多人和多机构，以避免斯诺登所说的“单点故障”。
格伦·格林沃尔德在2023年的记述独立印证了档案的庞大规模和早期分散情况，不过，这一记述来自事件参与者，而非外部审计者。格林沃尔德回忆，斯诺登曾交给《卫报》记者尤恩·麦卡斯基尔一个存储棒，其中装有数万份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文件；另有更多资料交给了波特拉斯和格林沃尔德。他说，这些资料后来为《卫报》、《纽约时报》和 ProPublica 的报道提供了依据。这印证了一套规模庞大、经过有意分散保存的资料确实存在，但无法核实每一份副本的精确规模或当前状况。
该图配合《哈泼斯》杂志2017年关于档案分发与保管情况的报道，而这一问题也是本文讲述档案早期分散保存过程时讨论的主题。
现有证据还区分了“持有”与“访问”。格林沃尔德在2019年3月表示，他和波特拉斯各自保留着完整副本，其他个人和机构也持有副本。波特拉斯在2022年表示，该档案仍然存在，并包含持续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材料。这些陈述支持档案副本在最后一批公开文件之后仍然存在的说法，却不能证明所有保管者仍掌握可用密钥，也不能证明各副本完全相同，或任何一份完整档案目前仍在技术上可读取。
文件发布始终具有选择性。Libroot 报告称，《卫报》持有约5.8万份文件，但在2014年2月停止发布文件时，仅公开了约30份，约占其所述馆藏的0.05%。此后，该报仍继续利用这些材料制作报道，包括对记者受到监控的调查，以及对英国政府通信总部在无人机行动中所起作用的调查。因此，真正终止的并不是基于档案开展的所有报道，而是该媒体对底层文件进行的常规发布。
其他合作方遵循了不同的时间表。据 Libroot 称，《明镜周刊》于2015年1月停止发布文件，《纽约时报》和 ProPublica 则于2015年8月停止。《拦截者》继续发布相关材料至2019年3月，最后一批文件于同年5月公开。这种不一致的时间安排表明，各方作出了彼此独立的编辑决定，而不是发生了一次摧毁或禁用整份档案的技术事件。
这些决定为何不断累积，目前仍无定论。Libroot 考察了编辑关注度下降、预算缩减、其他优先事项、法律与国家安全限制，以及较旧文件的新闻价值已经降低等观点。该账户还指出，《卫报》面临巨大的政府压力，在几乎所有早期斯诺登报道发布前都征询过当局意见，并于2013年7月销毁了伦敦存放其副本的计算机。一名前副总编辑后来形容这一举动具有象征意义，因为副本早已被转移至美国。这些事实表明确实存在机构层面的现实压力，但无法证明究竟是哪种压力导致某家媒体停止发布。
仅凭公开文件所占比例很小，也无法推断该档案的历史意义。少量文件可能揭露重大计划，而规模更大的未公开馆藏中，也可能包含重复文件、边缘材料，或重要性尚未得到评估的额外证据。现有资料既不能证明已公开的1%具有代表性，也不能证明其余99%包含同等重要的披露。
对读者而言，核心区别在于“消失”与“不透明”。现有证据支持一条涉及多名记者和机构的保管链，支持多年后仍有私人持有副本，也支持最后一次公开发布发生在2019年。但这些证据并未建立当前清单，未确认所有副本是否完好，未指出谁有权批准访问，也未全面解释发布为何停止。在这些记录出现之前，声称档案已经消失、完整无缺、遭到压制，或仍充满爆炸性秘密，都超出了现有证据能够支持的范围。